1932年红军入川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，穷苦百姓盼来了翻身的希望。他听说红军是打土豪、分田地、解放穷人的，便天天盼望红军早日来到自己的家乡。1933年8月，当红军快要打到他的家乡时，仓皇撤退的川军进村抓夫，他被几个官兵抓住，不容分说，绑上就走。李勃一心要当红军，不肯为军阀卖命，途经道子时，他趁官兵们喝酒之机，便从后门逃走。
回到家的第二天，红军就来到了他的家乡。当红军在楼房沟开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并组织少先队时，他立即报名参加了少先队。红军见他手上有染布留下的靛迹，认定他是“半个工人阶级”，便介绍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可李勃一心要参加红军，当红军告诉他，共青团和红军一样都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，他才高高兴兴地加入了共青团，并到赤江县(今属通江县)参加了团员代表大会。会后，他被分配在赤江县当少共县委宣传员，不久任宣传干事和少共组织部长。其间，他参加了反“六路围攻”。1934年8月，他带领赤江县的团员代表到巴中县参加全省团员代表大会，会后被分配到恩阳县组建少共县委，并任少共县委书记。1935年3月，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大转移，随即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当时，因中共县委书记不在，他便带领县委机关随红军向西转移，赶到嘉陵江边时，大部队早已过江，只剩下在团山上的一个后卫排，江边也只有最后一条船，情况十分紧急。他指挥县委机关迅速渡江后，经江油到茂州找到了省委。组织上分配他到汶川县组建少共县委并担任书记。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，部队继续向西北开进。由于中共汶川县委书记在前线牺牲，由他带领县委机关转移到马尔康、毛儿盖一带。这时，正是张国焘搞分裂、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。1935年8月，他调金汤县组建少共县委并任少共县委书记。在金汤工作期间，他曾两次遭敌包围，经突围才化险为夷。在红军的掩护下，他带领县委机关，毅然上了雪山。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，战胜重重困难，经两天一夜的艰难跋涉，终于越过马鞍山到达天全。
当时四川省委住在天全，他们到达后即投入突击天(全)芦(山)雅(安)的工作。他被分配到雅安县任县委少共组织部长。不久又北上，翻越夹金山、党岭山到达西康省的道孚县。他负责组建少共县委，任中心少共县委书记，同时转入中国共产党。
1935年6月，县委机关继续随红军北上，经炉霍、阿坝进入沼泽泥深、荒无人烟的草地。进草地前，地方干部编成川康工作队随红军一起行动。当走到草地中间地段时，带的干粮吃完了，就杀军马充饥；马肉吃完了，就找野菜吃。快到国际河边(即黄河上游)时，省委书记李维海突染重病，不能跟队伍行走，李勃连累带饿也得了伤寒。一天中午，他突然感到腹部疼痛，象有把刀子在肚里直搅，脸上没了人色，浑身颤抖不止，痛得滚躺在地。道孚县委妇女部长何连芝急忙给他“揪沙”，挑“羊毛钉”。这法还真灵，疼痛很快减轻了，虽然病未全好，但却解除了危险。因为在当时那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，就是有一点点现在看来很平常的小病，也能要人的命。他十分感激何连芝大姐，如果没有她，李勃恐怕永远留在草地里了。
走出草地到达甘南泯州，他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党校一连。在部队继续北上的时候，李勃本来就没痊愈的病又突然加重了，在卫生队里几次昏迷不醒。领导见他无法随队北上，想把他留在泯州，当他得知要把他留下时，使出全身力气大喊：“我不留下，就是死在队伍里也甘心情愿。”在他的再三请求下，部队只好同意他随队北上。第二天上路时，他被扶在马上，两边各有一人搀扶。由于病情严重，道路又坎坷不平，他实在支持不住，几次从马背上摔跌下来，摔得鼻青脸肿。走了3天，他骑的那匹马死了，他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。当时他清楚地意识到：现在又到了生死关头，一旦病情再加重掉队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可是跟部队走，大家都疲惫到了极点，不能再连累。怎么办？最后他下定决心死也要跟上部队。他每天清晨和前卫一起出发，走不多远就掉到了本队，然后又掉到收容队，最后又被收容队拉下。就这样，大家走路他走路，大家吃饭他也走路，大家睡觉他还是走路，如此坚持了数日。两条腿走不动，就用四肢爬，脚磨烂了，膝盖磨破了，手和胳膊也磨出了鲜血，渴了没水喝，就喝路旁土坑里掺有牛马粪便的脏水……他以惊人的毅力，终于和部队一起到达了会宁，有幸参加了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。
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会合后，四方面军党校编入中央党校。他编在高级第一班。西安事变后，党校从定边迁到延安的桥儿沟。由于他患伤寒病持续时间长，又未得到及时治疗，加之长期过度疲劳，以致大脑一度失去记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怎么写。到党校后，环境比较安定，生活也有了改善，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健康。在党校期间，他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方面的理论和政治文化知识。1937年4月，在中央党校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援西军红四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当干事，开始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。至此，他才正式从地方转入部队。
1937年8月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他调任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干事兼民运工作队队长及指导员。后来又负责山西河顺县八路军工作团的工作。同年秋，他在民运部长带领下，参加了对晋东南、豫北、冀西各县的政治、经济和风俗民情的调查工作，为建立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做准备。此间，他还参加了粉碎日寇的“六路围攻”、“八路围攻”以及响堂铺、神头岭战斗。之后他调任十八集团军政治部民运部副股长，并先后负责山西省潞城、平顺两县八路军工作团和河北省临城、内邱两县八路军工作团的工作。1939年又调到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任机关指导员。同年8月，调任特别团(当时也称朱德警卫团)三营副教导员。1940年1月，调任特别二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兼山西省安泽县独立营营长。5月，调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上干队学习，接受了严格单个教练，系统学习了连、营、团各级战斗指挥。1941年1月毕业，分配到十八集团军后勤政治部任组织科长。翌年8月，调十八集团军考察第二团，到晋西北考察工作。
1943年2月，李勃随晋西北考察团调回延安，分配在军委直属政治处任干事兼总务处协理员，次年1月任军委办公厅协理员。1945年5月任警备一旅政治部副主任。同年6月，警备一旅和三五九旅各一部组成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，李勃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。三支队由延安出发南下，途经山西，强行通过晋中平原封锁线，进入太岳区根据地边沿。他们从太行山到达河南西部，打下济源后，在攻打铁门的时候，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根据中央指示，南下二支队调往东北，团以上干部先行。李勃同其他团以上干部一起，越过平津铁路，经过山海关，锦州到达沈阳。后又奉命返回锦州同赶到锦州的部队一起进行了整编。李勃调任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政治部主任，不久又调任热辽军区十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。1947年升任八纵二十四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该师在辽西这块三角地区(南面是北宁铁路、北面是锦承铁路)打了很多仗，先后参加了攻打建昌、凌源、北镇等县城和大城子、北票、松树嘴子、要路沟等地战役，还在杨仗子参加两次战斗。他们和兄弟部队一起按总部部署，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，打歼灭战。第一次打杨仗子，歼敌一个师；第二次打杨仗子，又歼敌两个师。随后，部队从热东开往沈阳以北，时值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气温低达摄氏零下三、四十度，夜行军中，有一次山炮陷进了雪坑，挡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，部队仅停留了20分钟，就有近千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冻伤，幸亏及时采取了原地踏步等活动措施，才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。到东北后，李勃于1947年12月参加了哈尔滨政治工作会议，会后调任十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。纵队成立后的第一仗是打隆化，经激战全歼隆化守敌。其后，李勃随部队参加了着名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。北平解放后，他调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，随军南下，到江西时曾兼赣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。
1950年4月，李勃调军委民航局，负责组建上海办事处(也称华东办事处)，任政治委员。同年8月，调任军委民航局西南管理分局政治委员。1951年11月，调军委民航局组建华中管理分局，任局长。他在民航工作期间，主要任务是团结、教育“两航”(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，中央航空公司)起义人员，使他们更好地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服务。1952年10月，李勃调空军第四军，任政治部主任。在1953年的文化大进军中，他刻苦攻读文化课，经两年时间的刻苦学习，数、理、化达到了高中水平。1954年10月，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，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、政治工作、军事、外交等课程。1955年9月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，并荣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从政治学院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军委空军雷达兵部任政治委员。1960年8月调任空六军政治委员，1967年7月任济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，1968年11月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。1969年，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同年12月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。1975年10月改任济南军区顾问，并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。1982年8月离职休息，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